[6] 这是因为，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与被申请人的被诉行政决定实际上是做出了相同的事实判断、依据相同的法律规范、做出了相同的依法裁断，二者完全竞合了，既然后者要当被告，当然前者也不能置身事外、责不上身，也得当被告。

此种社会权要求国家保障弱势群体，给人民以教育、就业机会与生活保障，维护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支出量力而行，并且不能抑制社会活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使得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我们的革命，是此种文化的延续。可以说，当下意义的公民社会权乃改革开放之子。（一）从国情出发 首先，现行宪法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光要将这些条款置于宪法文本中去解释，更要把宪法规定放到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中去理解，要把对于条文的评注学转变为真相的解释学[39]。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最早对国民的社会权作出详细规定，涉及受教育权、劳动权、著作发明权等，还明确规定国家为保障劳动阶级的最低限度之社会权利者应尽的积极义务，被视为开社会权入宪的先河。

五、结语 宪法是国家历史孕育的成果，亦决定了一国法律体系的品格。就其原因，社会法既是基础性的，因而尤需相关规范尽早法治化。(29)宪法与部门法的交互影响并非静态的，而表现为一个相互动态调适的过程。

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16)这一研究进路必然深入到各部门法司法的具体争议，并得到了部门法学者的积极回应。因此，对部门法进行合宪性审查，是现代宪法国家通行的做法。此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包括推进合宪性审查在内的多项职责。

在传统的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的运用下，同一个法律条文可能有多种的解释可能性，也就是多种规范意涵。此外，立法作为民主政治的过程，就是要把宪法所保障的、相互之间恒久冲突的各种利益置于公开的讨论和博弈之中，以程序来落实民主原则，并实现政治的功能。

相反，要以一个大体的框架来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认可立法者因应现实需求的腾挪空间。概言之，实质意义上的宪法除了包括宪法典和各种组织法之外，还包含了散落于各个部门法中的规范。来自合宪法秩序的意义整体，对法律可以发挥补正功能的规范。⑩就像法律要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保留裁断的余地一样，作为约束立法的规范，宪法也为立法预留了自行判断和创设的空间。

并以积极的学理研究，为其未来的自我完善提供建构思路。尽管交互影响理论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言论自由，但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其他基本权利以及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受宪法约束的法律解释者，不可以谋求违反宪法地法律解释，而是要通过法律解释来继续形塑合宪性法秩序。(11)尽管对刑诉法规定的证人出庭制度仍然多有批评，但应该意识到具体化宪法是一个不断趋近和调整的过程，对于立法者在特定时空下，在部门法领域的具体化宪法的方案，应保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一方面，宪法要依赖部门法去落实和实践，立法者构建部门法秩序的过程也是宪法具体化的过程，要尊重立法者对宪法的理解和规范展开。⑦参见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的法律的涵义》，载《法学》2005年第2期。

此时应选择哪一种作为解决具体争议的法规范大前提，在法学方法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在此情况下，重新回到宪法就是必要的。

在笔者看来，对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法学思考，应该有此种交互影响、反复衡量的用心。后一个层次，也被称为基于宪法的解释(verfassungsorientierte Auslegung)。参见李丽：《违宪审查：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纪念82宪法实施30周年》(下)，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10月18日。二、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 宪法与部门法的第一层次关系，是宪法约束立法机关，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来具体化宪法以形成部门法秩序。在凯尔森看来，任何的规范都是一个框架(Rahmen)，其中包括多种可能性。(18)参见邢斌文：《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

一方面，从最狭窄的形式意义的宪法概念(以宪法典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到宽泛的实质意义的宪法概念(以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运行以及人权保障为内容的法的总称)，宪法的所指是有差异的。应该破除学科自足的迷信，推进宪法与部门法的互动与对话，以实现合宪性法秩序的整体和谐。

(16)包括但不限于：蔡琳：《合宪性解释及其解释规则——兼与张翔博士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笔者曾以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出庭和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出庭制度为例，说明刑事诉讼法对宪法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和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条款的具体化。

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借由辩护权——获得有效辩护权——对质权——不利证人出庭的学理脉络，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证人出庭制度，将获得辩护权进行了诉讼制度和诉讼权利层面的具体化。

三、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法律在制定出来之后，就进入执法和司法的层次。⑩Hans Kelsen,Reine Rechtslehre.1.Aufl.1994,S.94. (11)参见张翔：《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出庭之合宪性限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叶海波教授认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包括了权源内涵和法源内涵两个层次，分别是指立法者的立法权来源于宪法，以及立法者对于法律的内容形成应该以宪法文本所蕴含的立法指示为依据，具体化或者至少是不抵触宪法。(23) 此种部门法的宪法化，往往体现着立宪主义价值在部门法中的贯彻。

不能仅仅认为基本权利受到了法律的单方限制，而要同时认识到，基本权利在自由民主国家是宪法所追求的客观价值所在，对于法律的解释必须本于此项认识而进行，这意味着法律本身也受着基本权利的限制，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法律的违宪，经常是在法律制定出来之后的具体操作中，在具体个案的适用中才得以凸现出来。

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②参见张翔：《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出庭之合宪性限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人格权立法当然指向人格利益的保障，但其在运行中却可能出现限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艺术自由之可能。这些法律部门，可以是在法制史和法学史上业已形成的，具有较强的内在体系性的法律部门，比如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也可以是在某些领域形成的具有更强问题导向性的新兴的法律部门，比如财税法、社会法、环境法等。

⑨宪法作为部门法的法源内涵意味着，立法者首先应当明了宪法对于该部门法领域的价值和规范设定，并通过更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将其落实为部门法秩序。于此，合宪性解释还具有尊重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保全法律的意义。进入专题： 宪法 部门法 。诚如杜强强教授所言：一国法律秩序本是一个动态的规范体系，对法律的解释需要考虑到宪法的规定，而对宪法的解释岂能无视普通法律的规定?法律解释者负有义务将宪法与下位阶法律规范互为动态调整而维持法律体系的和谐。

(27)因此，基本权利并不只是对既有部门法的修正，而首先意味着其排除违反基本权利的法律。他在学术报告《自由的意见自由》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基本权利是文化价值的一部分，如果基本权利可以被一般性法律(allgemeine Gesetz)限制的话，将使应受保护的价值相对化。

也就是说，存在法律违宪和法律适用违宪两种不同情形。(14)[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79页。

应以明确效力等级的纵向思维，而非并列的、重叠的、模糊的横向思维来处理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并在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三个层次上具体分析。在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后，这一做法更为所有的立法所坚持。